当年，叶林一到连队，就见到了连长项山底。因为是项山底到新兵连把他们几个新兵带回连队的。
叶林第一次从别人嘴里听到这个古怪的名字时，就不由自主地嘟囔了一句：“项山底，这是人名吗？叫项山底多难听，叫项山顶行不行？就是项山坡也行呀。”结果让站在旁边的指导员痛骂了一顿：“你懂个屁，新兵蛋子！以后少胡说八道，连长的名字也是你随便说的，让他听见了往死里收拾你！当新兵就得管住自己的嘴，不要老是显你能，人家他爹他妈还不如你？”吓得当新兵的叶林赶紧闭住了嘴，从此再不敢胡言乱语。
是啊，他为什么叫这么怪的一个名字呢？后来才知道，项山底他妈生他的时候，家里有一只羊跑出去了，他妈急着找羊，挺着大肚子到处跑，正好走到村后的山底下，就说什么也坚持不住了。当时，叫天天不应、叫人人没有，只好找了一个避风的山旮旯，把他生在山脚下。等村里的放羊娃领着家里人找到他妈时，项山底已经踏入人间。他家姓项，他爹见此情况说：“就叫项山底吧，是个念想。”就这样，一个怪人顶着一个怪名诞生了。
项山底的诞生是不是影响别人了，说不清楚，反正是影响了叶林半辈子。以至于在任何时候、在任何地点、在任何人面前提起他，叶林都是满腔怒火。
叶林时常想，这个人是不是就为了和他作对才来到这个世上的，他俩的上辈子绝对是不共戴天的仇敌。不然，这个人不会在涉及到他的事情上那么绝情，那么极端。
当年，叶林是做为文艺兵被招到部队的，叶林从七岁时开始拉手风琴，到十七岁已经拉的相当可以了。由于经常参加各种演出，在红山这个省会城市里，你说叶林不一定有人知道，但你要说拉手风琴的那小子，知道的人还真不少。
叶林的启蒙老师是东江省艺校1959年招的第一批手风琴专业的中专生，功底相当了得，老师教了他五六年后，又将他介绍给省歌舞团向阳老师，他跟着向阳老师学了四年，直到当兵到部队。
人生本身就充满戏剧性，这一点在他身上体现的更充分。招他的时候是文艺兵，可到了部队后，他却被下放到连队里了，因为他的那个位置被人顶了。顶他的人是军区副部长的女儿，虽然手风琴不如他拉得好，但关系比他硬，这就够了。
连队就连队吧，不当兵干什么去？虽然说当时已经是1979年，上山下乡已经停止了，但找个正式工作还是很费劲的，尤其是去国营单位，因为许多国营单位已经十几年不招工了。
在那个时候，一个城市（农村的除外）的年青人能当兵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，不是所有人都能办到的。当年城市青年想当兵至少应该具备两个条件，一个是家里就是部队上的，或者与部队有关系的人或人家。第二个就是叶林他们这种有点文体特长的、部队需要的人。除此之外，一般人当兵是比较难的。在那年月里，能当兵是非常好的事，好听，好看，复员后还给分配工作，当了兵就相当于端上了铁饭碗。
那时，穿上一身绿军装，背上一个绿挎包，红帽徽红领章，走在大街上神气的很，比现在考上大学还牛。
叶林所在的部队是一个炮兵部队，是1969年为了抵御北方的威胁，由军委主席亲笔签字组建的建制师，而且就在省内的一个县里驻扎，离他所在的红山市不到三百公里。能当兵，而且离家还不远，叶林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。
在他们这个部队里，不知从何时起，对城市兵有了一种偏见，总认为城市兵身上有一种让人讨厌的优越感。就因为这先入为主的偏见，让许多城市兵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叶林就是其中之一。
叶林复员离开部队后。也曾经多次回想过这个问题。这是一个历史问题，也是环境问题。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，农村兵多城市兵少，付出的是一样。但由于出生地不同，人生的结局就大不同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城市兵的生活条件都要比农村兵好很多，而且，当时国家的政策就是这么规定的，城市兵复员后，是给安排工作的，而且还都是国营的企事业单位，工作稳定、收入好。当年那些条件好的女孩子找对象，首选的都是国营企业的这些复转兵。可农村来的，复员时就哪来的回哪，基本不给安排工作，除非是干部转业。这样一来，农村的战友有点儿情绪。也是很正常的。
他第一次见项山底，就觉得这个人凶巴巴的，不好相处。平时见人没个笑脸，整天拉着驴脸走来走去，就像谁欠他的钱没还一样。更让叶林感到不可理解的是，项山底好象对他这个有文艺特长的兵尤其没好感，开始时，这个感觉还不明显，越往后感觉越不对了。老兵悄悄告诉他，连长最恨搞文艺的人。
为什么呀，搞文艺怎么了，没招他没惹他的。等后来，叶林知道来龙去脉后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这事你怨不着我们呀。
怨当然是怨不着，可人的惯性思维是非常难以纠正的，也是非常可怕的，后来的一切，叶林充分体会到惯性思维的片面性和危害性，可为时已晚。
听老兵说，连长项山底的老家很贫穷，穷到经常吃不饱饭。为了能吃到一口饱饭，许多孩子从小就去跟着戏班子学戏去了。他们那个地方自古以来就出唱戏的，戏是家乡戏，是鄂剧、豫剧和鲁剧的混合体，似剧似歌，似歌似剧，当地叫敏（米）戏，为什么叫敏（音）戏呢，谁也不知道，反正从古到今就是这样。
文革中，以移植样板戏为主，文革后期，管得松了，就演一些以谈情说爱为主要内容的戏，很受文化生活贫瘠的当地人喜欢。因此，戏班子收入还可以，起码能吃饱饭。学唱戏的人，尤其总唱谈情说爱的戏，难免心思活络，时常有男男女女的事情发生。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，有时也会被唱戏的角儿勾走。向山底的亲婶子就是被一个唱小生的人勾走了，这在当时那个村里是一件非常轰动的大事，让村里姓项的整个家族丢尽了脸面，也给项山底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所以，项山底有个毛病，他从小就看不起唱戏的人，或者说是非常痛恨这些唱戏的人，痛恨到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地步。
项山底永远也分不清唱戏和搞文艺的区别，他认为唱戏就是搞文艺，搞文艺就是唱戏，除此之外，还能怎么样？
当初项山底接叶林这几个新兵下连队的时候，他一听叶林是城市兵，又是搞文艺的，打心眼儿里就不愿意要，要不是团里硬往下压，他和叶林很可能就擦肩而过了。如果真是那样，对叶林来说，那就是一个天大的幸事。可惜的是，现实中只有结果，不存在“如果”。项山底看不得起这些搞文艺的人，与他固有的惯性思维也有很大关系，他觉得搞文艺的人没有真本事，只会打情骂俏，卖弄风骚，勾引女娃娃。他觉得，在部队里，只有军事训练才是唯一，军事技术过硬那才是真本事。搞文艺算什么，吹拉弹唱那是下九流，永远也不会被人看得起。军队是打仗的地方，让你穿上这身绿军装是搞文艺来啦？他不喜欢文艺，当然也不会喜欢搞文艺的兵。
观念和思维的不一致，导致他和叶林天生的不对付，叶林在他手下，无论如何也好不了。几年来，他对叶林的成绩看不到，但只要有一点不足，他就会无限的放大。
实践证明，项山底确确实实的就是叶林的天敌。
叶林到了连队以后，心态还是摆得很正的，他想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为了荣誉，为了人生，为了将来，也要好好的干一场。
他为了摘掉城市兵优越感的帽子，在部队不怕苦不怕累，凌晨打扫营房卫生，星期天厨房帮厨，休息时打扫厕所，粉刷猪圈。平时脏活累活抢着干，军事训练走在前，日常生活朴素，与人为善，很快就博得了大家的好感。班长和排长程少杰，都对他高看一眼。
他下连队的当年，部队执行国防施工任务。从河北某地开始开挖电缆沟，一个师历经一年时间，途经五个县，一锹一镐的挖到北京的长辛店。在那段极其艰苦的岁月里，叶林几乎把命都搭上了。为了赶任务。战士们每天五点起床，直到晚上十点收工。中间只有吃饭时间，没有任何休息时间，放下饭碗就得继续干。
叶林记得那年二月份，在河北保定的唐县，唐河里的水还结着冰碴呢，为了抢工期，战士们卷起棉裤,咬着牙跳到刺骨的唐河水中。叶林那时才十七岁，怎么说也是个孩子，哪见过这种阵式，刚下去没一会儿，就觉得双腿像断了一样，一点知觉都没有了。在冰冷的水中，他脸色发白，嘴唇发紫，浑身紧缩成一团，任别人怎么帮忙，两只手都僵硬的握不住那把铁锨。上岸后，两腿已成酱紫色，卫生员吓坏了，不停地用凉水冲他的两条腿，冲完后拉着他先是走后是跑，不停的跑，跑完再冲，冲完再跑，就这么折腾了一个上午，他的腿才慢慢的泛起一丝暖色。事后想想，真是可怕，不是卫生员这样弄，两条腿极有可能保不住了。
那时，由于国家的经济状况很差。部队伙食费很低，一天的标准、连主食副食加在一起是四角七分钱，一顿饭也就是一毛多钱，连队都是小伙子们，本身饭量就大，如此大的劳动量致使连队伙食费极度超标。因此，尽管劳动强度大，但伙食却很差，早晨是玉米面窝头稀饭，加上连队自己腌的白萝卜咸菜。中午一顿大米或是馒头，吃的菜不是水煮白菜，就是难以下咽的水煮茄子干。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。叶林杰仍然紧咬着后槽牙，没有叫一声苦。
那是一生中，叶林经历的最艰苦卓绝的人生经历。每逢想起那段往事。让叶林心痛的不是苦，也不是累，而是白白的付出。
一年中，叶林磨秃了三十七把新铁锹，磨损了十九把新十字镐。为了干活方便，战士们出工时只穿一个部队发的大绿裤衩，光着膀子，扛着铁钎和十字镐，斜背着一个水壶,穿着那双露着脚趾头的解放鞋。那种艰苦、那种劳动量，别说叶林这个城市里来的兵，就是农村来的战友，也没有听说过，更不要说干了。叶林为了锻炼自己，也为了不让别人说出一句孬话来，咬着牙，拚着命，从事着超强度的劳动，最终和战友们一样，一米也没有少挖。一年下来，他瘦的像非洲难民，皮包骨头，面色黢黑。后背晒得脱了几层皮，直到今天后背仍呈花斑状，那是后背退皮没有退干净的结果。这些他都没有太在意，真正让他泪水涟涟的是，那双拉手风琴的手长满了硬茧，布满了皴裂，僵硬得无法弯曲。看到叶林这样，就是项山底这样待人极其苛刻的人，也不得不佩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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